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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足迹】红军强渡嘉陵江

来源:编辑:罗友军
  强渡嘉陵江,是红四方面军在川陕革命根据地反“六路围攻”胜利后,配合中央红军北上的一次重大战役。这次战役,开始于1935年3月28日,结束于4月21日,歼敌一万余人,攻占了北迄青川、平武,南至梓渔、彰明的涪江至嘉陵江之间的广大地区,打乱了敌人“川陕会剿”计划,为牵制川军,配合中央红军北上创造了有利条件。

  01
  战略迷惑
  1934年秋,入川近两年的红四方面军,在与田颂尧、刘湘、邓锡侯等军阀的长期周旋之后,终于粉碎了敌人的“六路围攻”,相继收复了通江、南江、巴中、万源、仪陇、苍溪和广元一些地方,根据地得到扩大,控制了北起广元,南至间中(阂中、广元县城除外)的嘉陵江东岸广大地区。根据地发展到四万多平方公里,人口达五百余万,红军部队壮大到十万余人。红军战士士气高涨,苏区人民扬眉吐气。
  四川军阀的失利,红四方面军的发展,使蒋介石十分恼火。他一面打肿脸充胖子,给四川军阀打气,妄图稳住阵脚;一面又亲自飞到西安,策划新的“川陕会剿”。同时组织以贺国光为首的参谋团入川,监督川军进剿,并调动其嫡系部队向四川开进,形成对红四方面军四面包围的态势。但由于川军屡遭红军打击,受创甚重,内部矛盾重重,蒋介石又正在集中主力对付中央红军,因此,敌“川陕会剿”一时难以实施。
  1935年1月,中央红军长征转战到贵州,召开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遵义会议,确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新的集体领导。从此,把党的路线转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正确轨道上来。1935年1月22日,中央政治局和中央军委给四方面军电示:“为选择优良条件,争取更大发展前途,决定我野战军(指中央红军)转入川西,拟从泸州上游渡江,若无障碍,约二月中旬即可渡江北上。预计沿途将有许多激烈的战斗。这一战略方针的实现,与你们的行动有密切联系。为使四方面军与野战军乘蒋敌尚未完全入川实施‘围剿’以前,密切地协同作战,先击破川敌起见,我们建议你们应以群众武装与独立师团向东线积极活动,钳制刘(湘)敌,而集中红军主力向西线进攻。因我军入川,刘湘已无对你们进攻可能,你们若进攻刘敌,亦少胜利把握,与我军配合作战距离较远,苏区发展方面亦较不利。西线则田部内订,邓(锡侯)部将南调,杨(森)李(家钎)罗(泽州)兵力单薄,胜利把握较多,与我军较近,苏区发展亦是有利的。故你们宜迅速集结部队,完成进攻准备。于最近时期,实行向嘉陵江以西进攻。至于兵力部署及攻击目标,宜以一部向营山之线为辅导方向,而以苍溪、阆中、南部之线为主要方向。”
  1935年1月底,红四方面军总部根据党中央电令,决定集中主力向嘉陵江以西进攻,配合中央红军北上。为了隐蔽这一战略意图,从而迷惑和调动敌人,创造渡江条件,部队乃一面发起陕南战役,一面转入强渡嘉陵江的准备工作。
  嘉陵江,是四川省的四大河流之一,起源于秦岭山脉,与长江汇合于重庆,江阔水深,中下游出没于高山、峡谷之中,奔流湍急,对于缺少渡河工具的我军来说,确是一道不易逾越的天险。
  敌人为阻止我军西渡,以五十三个团的兵力布防于北起朝天驿,南至南部新政坝,约六百里正面的嘉陵江西岸广大地区,纵深直至涪江沿岸。第二十八军邓锡侯的二十一个团,防守广元的朝天驿至射箭河以北的沿江地段:其中以十五个团部署在一线,六个团位于广元车家坝和昭化西南的剑门关为预备队。第二十九军田颂尧的三十二个团,防守射箭河以南至南部的新政坝:部署在一线的有二十五个团,总预备队七个团,配置在阆中以西的思依场地区。敌人沿江戒备森严,碉堡林立,仅从昭化以上至宁强边境二百华里的防线上,就新筑碉堡一百四十七座,加上原有的共约二百余座。江土船只,全部被敌人掠往西岸,并强迫老百姓于沿江重要滩头阵地挖掘陷井,埋置竹签,妄图凭借嘉陵天险,阻止红军西渡。江防确也严密,早在广、昭战役时红三十一军曾以一部向苍溪沿江地段进玫,试图突破嘉陵江。该部红军以苍溪永宁场为中心,组织制造木船九只,并在水宁场后大堰塘 ,训练战士划船、泅水和渡江战术,经数日临战训练,挑选三十八人组成突击队,从苍溪县鸳溪口上游的通竹溪试行偷渡,实施突破,因敌人防守严密,兼地形十分险要,渡江未果,三十八名红军除两人外,全部壮烈牺牲。
  失败是成功之母,因为它麻痹了敌人,教育了自己。尔后红军派出了大批侦察人员,以各种职业为掩护,收集敌人江防情报。侦察兵王义,化装成“难民”,随受骗难民过江,在苍溪马桑垭下寺庙出家,以当和尚作掩护,收集情报。通过理发工人徐怀德(苍溪人,后参加红三十一军)向河东红军指挥部传送。红军战士伪装成锡匠,在敌师部驻防的东青场收集情报。红军通过各种渠道,弄清了敌人江防情况。
  为胜利实现渡江计划,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副总指挥王树声及三十三军军长王维舟,带领参谋人员,翻山越岭,长途跋涉,沿嘉陵江东岸,先后行程三四百里,了解敌情,察看地形,寻找渡口,选择战机。经过侦察,发现田(颂尧)部守兵虽多,但防线太长,要处处兼顾,只好采用“守点看线”的方式作摇控,其间薄弱环节很多。从苍溪小浙河于镇水百利坝,近百里江岸只有三个团防守,实际分布江防前沿阵地的,仅四个多营的兵力。在此防线内的苍溪塔子山对岸五六里开阔河岸,只陈泽仁一个营据守,其中两个连驻防江岸:孙连驻防杜里坝,杨连驻守孙家仑。另一个党明成连驻守蚕丝观,为塔子山对岸江防的预备队。这部分敌人多次被红军击溃,在屡遭打击之后,建制不全,兵员不足,士气低落,是薄弱而易打之敌。再从地势来看,也有利于我们,不利于敌。塔子山山高地密,前山陡峭,居高临下,可将敌阵的一举一动尽收眼底;后山低缓,于树荫之下,鸟瞰对岸,即使千军万马伏于谷中,亦不易为敌发现。还有水文条件十分有利。这里江水流速缓慢,水深只有三至五米,岸边比较平坦。根据敌情、地形和红军作战能力,总部决定,将苍溪城东南约四公里的塔子山下作为红军强渡嘉陵江的主渡口,同时在沿江进行多路强渡。


  02
  秘密造船

  嘉陵江上没有桥,要渡江,关键得有船。一下子上哪儿去弄那么多只船呢?谁都知道,凶残的敌人在逃窜的时候,疯狂地把沿江大小木船,能劫走的劫走,劫不走的就一把火烧毁。邓锡侯、田颂尧这些军阀,以为这样可以挡住红军过江。敌人打错了算盘。在红军面前,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四方面军总指挥部决定,动员一切力量,在短期内自己动手造出一批木船,能够同时装上三个团的兵力。

  造船,这是谈何容易的事情!没有船厂,没有船坞,没有工人,也没有工具和材料;有的只是苏区人民迫切向往打过江去的火热的心。红四方面军的健儿,由鄂皖苏区打到川陕边区,虽然渡过汉水和其他无数大小河川,但自己动手来造船,这还是第一次。能同时装三个团,最少也得七十多只船。另外,为了使后续部队能及时跟上突击队伍,还要赶制三座竹筏便桥的构件。
  造船渡江的意图,必须严守秘密,为此,必须选择隐蔽的造船场所。经过调查研究,造船的地点选择在离塔子山主渡口四十里的王渡场附近。王渡场在嘉陵江支流东河(又名宋江)岸边,造船厂设于东河小淹滩附近的蔡家河一带。这里是红军到来前地下党领导的三堆石农民武装暴动的区域,群众基础好,地势宽广,而且树木茂盛,竹林葱郁,确是隐蔽造船的理想地方。正是:背靠胡坪梁,面朝响水滩;红军造船厂,藏在密林间。
  造船厂就在这里仓促地建立起来了。临时工棚用竹席和竹枝搭盖,长八十米,宽九米多,外面有竹林隐蔽,并有红军严密警戒,封锁消息。临时造船厂,一切全是白手起家,一切全靠川陕边区人民的热情支援。参加造船的铁匠和木工,背着干粮,带着工具,从大巴山下,渠江两岸,昼夜兼程赶来。青壮年们从数百里外送来大批木材(工地虽在大森林里,但新砍伐的湿木材不能用),老百姓把自己点灯和漆嫁妆用的桐油都省下来送到工地。造船需大量的钉子,但面前只有一些破锅和破庙里搞来的废钟,连个起码的熔炉也没有。工人便想办法把废铁破钟敲成碎块,然后在地下挖掘很深的坑,燃起干柴,把碎铁块放进去慢慢熔化,经过锤打,造成各种需要的钉子。
  红军造船厂的建立 ,不仅得到中共川陕省委和川陕省苏维埃政府的关怀,而且得到县、区、乡各级地方党组织和苏维埃政府的大力支持。他们广泛发动群众,提供人力、物力。苍溪县委书记陈子谦走乡串户动员群众支援红军。苏维埃政府指派王渡老船工李在安担任造船厂工会委员长,负责排工调活。船厂有健全的机构,各部门都有明确的分工。红军当中,凡是在家干过木工、铁工手艺的,也都被抽调来这里。红三十军军长余天云,政委李先念亲临造船工地,给工人们作政治动员,讲授革命的真理。以后省委又派川陕省副主席余洪远以及省保卫局的谢凡等同志来督导这项工作。军首长还时常把前线的胜利消息带到船厂,工人们听到了很受鼓舞。没有造船图纸,工人中的能工巧匠就自行设计,遇到什么难点,大家就集思广益。比如要造什么形式的船,上级的要求是:小巧灵活,划行速度快,便于搬迁。经过计议,都说三板子渔船就可达到要求,只是船形太小,载人不多,于是就放宽比例,改为底窄面宽、上大下小的“毛蚌壳”形的五板子船。先造好一只试用,达到要求后,就大量制造。
  参加造船的技术工人约一百四五十人,听说造船是为了“打过嘉陵江,迎接中央和中央红军”,情绪更高,干劲更足,争着拼命干活,不肯休息。实在困了,就三五一堆地蹲一会。由于工地上不准生火,吃饭由附近村子送来,大家成天喝凉水,吃冷饭,始终无一怨言。就这样,经过一个多月的艰苦奋战,终于造成了木船七十五只,除几只较大的船外,大多数是能适应强攻渡江的“五板子船”。大船长约二丈,宽约七尺,中间有四格船舱,每只可容纳一排人。小船长约一丈四,底宽二尺,口宽五尺,形似登陆小艇,每只可容纳一个班,但所造的新船均是白色,搬动起来目标显著,船工们又去找来锅烟墨,把整个船染成黑色,再上点桐油,便于安全搬运。这样,渡江所需船只,便按上级指示在3月26日前全部完成。同时,还如期制成三座临时浮桥构件。
  造船工人的日夜奋战,激发了渡江指战员水上练兵的热潮。特别是担任先遣任务的红军战士,只有一个心思:尽快学会渡江作战的本领,早日打过江去。水上练兵场地离造船厂不远,在王渡至袁家岩一段的东河上游。这里是个约有一公里长的湾湾潭子,水深一般都在五米左右,最深处约有一二十米。这个大湾潭子一面是大片的鹅卵石沙滩,一面紧贴着袁家岩和老鸦岩这片绿色屏障。渡江先遣营就住在两岩之间的蔡家院子等村庄里,既隐蔽,又近便,非常适宜训练。
  训练水手,学习划船和泅水,是水上练兵的主要内容。红军请来沿江一带著名老水手、老艄公当师傅,让他们带徒弟,帮助培训红军水手。王渡船工工会秘书、优秀的木船驾长母选恩,参加了培训红军水手的工作。他们在陆地上讲,水上练,手把手地教。第一步是每个人必须先学会上、下船,开始踏到船上,不是晃就是摆,弄不好船还要翻。经过反复学习,掌握全身和船的平衡。上船、下船按照驾驶技术,既要快,又要稳。学习划船,看起来也挺简单,但是要求却很高,不管是用桨划水还是下水推船,都不能让岸上听到水声。除此之外,还要学习堵漏,预防在过江时船被打坏。训练由简到繁,由易到难。从偷渡到强渡的突击动作,到抢滩头登岸;从巩固滩头阵地,到扩大登陆场的演习,都是严格按照渡江的实战要求,要攻得上,刃得稳。先遣营的每个队员都要保证轮训一周以上的时间,要求熟练掌握渡江泅水的技术。
   全军经过一个多月的紧张备战,一切准备就绪了,但是要投入渡江战斗,还有更大的困难。这些船并不能就地下水,离主渡口有四十里路,当中还隔着一座名叫云峰山的陡峭大山,哪里有运输工具呢?只有靠指战员们的双肩抬着走。而且必须把所造船只和便桥构件,在一夜之间运送到我军准备渡江的出发地——塔子山背后。
  3月27日下午六时,太阳被群山吞没了,抬船的队伍一队接着一队出发了。每条船,固定一个班负责,高矮个子搭配,每次四个人抬,十二名战士分三组轮换,抬时船底朝天,人钻在船下行走。漆黑的夜笼罩着大地,山风呼呼,人们迈着沉重的脚步,沿着满是荆棘的山路前进,不时惊走了栖息林中的鸟群。
  云峰山既陡且险,仅有的小路,早被枯草掩没了。抬船的人们,必须用自己的双脚踏出路来。最陡的地方,前面人的脚后跟几乎碰到后面人的鼻子。这样陡的坡抬这么大的船,实在不好走,大家只好在船底绑上垫木,把船放到地上前拉后推地往上滑送。衣服撕烂了,皮肉磨破了,在这深夜里,不知有多少血汗洒在险峨的荒山!但是藏在人们心里的那股高兴劲,却把所有的艰险和疲劳忘掉了。就这样,红军战士配合支前民工,终于将选好的木船,从王渡场,上烟峰楼(现云峰镇所在地),下罗家沟,过九湾子,全部运到了目的地。有位老大爷说:“我活了六十岁,走遍全四川,只看见水里驶船,没听说陆地行舟的。可这样奇怪的事,我现在亲自来做了。”


  03
  强渡克敌

  2月下旬,红四方面军为确保渡江作战的胜利,战前拟定了强渡嘉陵江的作战计划。部署为:三十军在苍溪县城东南的塔子山实施重点突破,消灭江防守敌后,向剑阁方向进攻,并协同三十一军歼灭剑门关守敌;三十一军从苍溪县城以北鸳溪以南的石锣锅渡江,尔后消灭剑门关守敌,向昭化、广元进玫,打击邓锡侯和阻击位于甘南的胡宗南部南下,以保障红军右翼安全;红九军在间中以北与苍溪交界的涧澳口渡江,尔后以一部协同三十军向北进攻,以另一部兵力消灭阆中、南部之敌,以保障红军左翼安全;红四军为方面军二梯队,除以一部向南迁回,协同九军消灭南部之敌,主力在渡江后向梓渔方向发展;方面军炮兵营(四个炮兵连),配置于苍溪塔子山上,掩护三十军强渡。三月中旬,方面军总部又于王家坝召开了为时七天、四百余人参加的军事会议(连长以上干部都参加了),进一步研究和具体部署了渡江战役的整个行动计划。

  川陕根据地的广大群众对红军渡江作战给予了巨大的支援!为了配合红军渡江战斗,积极做好物资器材供应,中共川陕省委和川陕省苏维埃政府以及各地方党政机关,广泛发动群众,为红军筹集粮食,制备军衣、草鞋、运送武器、弹药和医药用品以及食盐等,组织上万人参加运输队、担架队和其他支前工作。
  在渡江之前,为了迷惑敌人,不让敌人了解我方意图,中共苍溪县委指示少共苍溪县委以宣传部长张华为首成立火线宣传队,苍溪县第九区苏维埃政府组织童子团、宣传队,在主渡口塔子山、武当山、陶家埂一带,对敌喊话、唱歌,宣传红军政治主张;晚上组织赤卫队、游击队,在江内放灯,配合红军搞佯攻、假渡江,又发信号又打枪,高喊“红军过江了”,使敌惊疑不安,通宵难眠,坐卧不宁。敌军为了防止红军渡江,常在深夜用机枪扫射,封锁滩头阵地。他们日久未见红军行动,对于我方的喊话、唱歌、放灯、打枪等活动习以为常,置之不理,认为这是红军的“疲劳战术”,其注意力逐渐松懈,造成了渡江的良好时机。
  1935年3月28日,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副总指挥王树声和三十三军军长王维舟进入指挥位置,即渡江前线指挥部(指挥部设在塔子山谭家院子,当时为苍溪县第九区三乡苏维埃所在地)。王树声、王维舟分别负责山上山下指挥;部署在塔子山、武当山的二十门迫击炮和渡江突击队集结于塔子山后的开阔地带待命。
  晚上九时许,渡江指挥部向渡江部队发出“急袭渡江”的命令,红军秘密将几十只木船从塔子山后,经火头垭(现名红号垭)抬到嘉陵江边,轻轻推入江中。红三十军八十八师(师长熊厚发)二六三团两个营和总部教导营的指战员,以熟练的动作,立即登上小船,似万箭齐发,向大江对岸急驶。
  第一批突击队员以瓢代桨,轻声划船。夜来风起,江面的浪涛哗哗作响,像是有意在掩护红军行动,战士们以神速的动作向对岸偷袭。驻守这段河防的是何德隅部陈泽仁营。敌孙连长与苟排长等一伙正聚集在哨棚内赌博,红军奇袭渡江,尚未发觉。我红军突击队登岸后连续摸掉三道岗哨,行至第三道工事园堰梁碉堡附近,向东岸红军发出胜利登陆信号后,敌营部守兵才发觉,仓促进行抵抗。陈泽仁听到枪声慌忙走出营部,刚到门口,就被红军击毙。
  这时,敌沿江防线射出密集的炮火,妄图封锁江面,炮弹在水中炸裂,激起巨大的水柱,波浪冲击着木船。奇袭立即转为强渡。我塔子山红军炮兵,接到发射的命令,二十门迫击炮和几十挺机枪发挥了强大的威力,密集的火力构成了道道火网,映红了嘉陵江上空。在火力掩护下,渡江部队分头进行强渡,陆续登岸。突击部队冒着枪林弹雨划向西岸,离岸二十多公尺时,争先恐后跳下船,涉水展开冲杀,敌军顿时一片混乱,弃阵溃逃。
我渡江部队相继强渡登岸,向敌后侧穿插,红军突击队另两个连又向敌左侧杜里坝迂回,进行夹击,一举歼灭杨连、孙连两部,继克蚕丝观,歼灭党明成连,占领敌一个营的沿江防区,控制了蚕丝观,歼灭党明成连,占领敌一个营的沿江防区,控制了蚕丝观制高点,巩固了登陆场。这时,我先头部队又从蚕丝观顺着高梁向敌据守的赵家场(即赵家山,原有一小场)猛攻,敌据险死守,红军多次攻击受挫,随即改变战术,以一部分兵力从正面强攻,以一部兵力迂回赵家山后,前后夹击,连克赵家山、杨家坝(敌旅部)。
  3月29日拂晓,八十八师第二梯队两个团,陆续渡江扩大战果,兵分两路,向敌师部据守的东岳庙(今东青场)进击。一路从赵家山出击,经高城山,攻盘龙垭(今寨山所在地),敌团长陈崇朴率队顽抗,被当场击毙,相继攻克盘龙庙和东岳庙后的制高点鸣羊寺;另一路从杨家坝出击,经岗柱背猛攻东岳庙,守敌不支,狼狈溃逃思依场。红军乘胜追击,伤敌旅长陈继善,毙敌营长江文钦、贺占云,一举歼灭陈旅。随后又在八庙场后的金龟山、守石垭一带击溃敌江防总预备队前来增援的王志远旅。
  与此同时,红三十一军一部在鸳溪口石锣锅强渡成功,从右侧向北进击。红九军主力在苍、阆两县交界的涧溪口强渡胜利,并沿苍溪东岳庙向剑阁方向进击。3月29日中午,过河的红军夺回了被敌人扣留的大批船只。并在沿江群众的支持下,将事先准备好的渡江器材,在嘉陵江上自虎跳驿下至涧溪口江面搭起数座浮桥,红军大部队迅速沿浮桥过江,向西翼席卷。
  三十一军九十三师,三十军八十八师和九军二十五师,渡江后经东岳庙迂回火林寺(现剑阁县合林)后,将刘汉雄一个旅包围。敌凭险防守,激战一个中午,敌一个团缴械投降,两个团死守顽抗,战斗到天黑,敌旅长见四面被围,走投无路,开枪自杀。余敌缴械投降。刘汉雄其他各部,向梓潼、剑阁、江油等县乱窜,部分溃兵上山做了土匪。
  红军多路而有重点的渡江,使敌陷入顾此失彼,防不胜防的窘境。国民党军阀经营了三个多月的六百里江防,一夜之间就被我军冲破了。红军势如破竹,一天就向纵深挺进七十里。邓锡侯、田颂尧气得发疯,蒋介石听说川军一败如水,骂他们草包无能。沿江百姓嘲讽白军搞的是“豆腐江防”,赞誉红军是不可战胜的“铁军”。
  强渡嘉陵江,历时二十四天,先后歼敌十二个团,攻占阆中、南部、剑阁、昭化、梓潼、青川、平武、彰明、北川九座县城,控制了东起嘉陵江,西至北川,南起梓潼,北抵川甘边界之广大地区,大有北出陕甘,南攻成都之势,使四川军阀惊惶失措,急忙调集重兵,保其老巢成都。甚至西康的刘文辉也将其部队从西昌、凉山一带,调至雅安集结,防止红军南进。这样,就牵制了川军,配合了中央红军在川、黔、滇的活动,有利于中央红军佯攻贵阳,直插云南,巧渡金沙江。因此,红军强渡嘉陵江,是红四方面军战斗历程中光辉灿烂的一页,在中国革命史上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革命老根据地——苍溪,是强渡嘉陵江的主要战场。渡江战役前后,中共川陕省苍溪县委、苍溪县苏维埃政府和各级党组织、苏维埃政府以及广大人民群众,为支援渡江作战,担负了筹集粮食,输送物资,制造木船,护理伤员,收集情报,宣传鼓动,迷惑敌人,向导带路,乃至配合作战等艰巨而繁重的任务。更难能可贵的是英勇的苍溪人民选送了三万多名优秀儿女参加红军,在漫长的革命岁月中,为了民族的解放,为了人民的自由,他们有的浴血奋战,英勇不屈,长眠在祖国大地上;有的生命不息,战斗不止,成为国家的栋梁。巍巍塔子山,悠悠嘉陵水,将永远铭记革命先辈之丰功伟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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