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知道，这本小书，不会给我带来什么荣耀，反倒会让我狼狈不堪，就像一片几乎绝收的土地，不会给一个庄稼汉带来丝毫的喜悦，反倒让他暴露无遗，难掩满面的羞惭。

1993年，我出版了第一本小说集，转眼12年过去了。我的意思是说，这第二本小说集，以3个短篇和2个中篇来填充这12年，好比用几棵稀疏的玉米来穿戴一大片土地，衣不遮体，寒酸之极，就是一个没心没肺的懒汉，也会觉得无地自容。

没错，这期间，我还出版了一本散文集和一部长篇小说，但作为一个庄稼汉，我怎么能拿其它的收成来为一片撂荒的土地开脱。我也用不着再找别的遮羞布，比如精耕细作，比如慢工出细活什么的，弄不好又会给自己招来另一种狼狈，庄稼人里那些真正的好把式，那些能工巧匠，正站成一排哂笑着呢。那么，这样说吧，我是需要这本小书，需要这件合适的顺手的东西，对我的懒惰，对我的不作为，有一个经常的敲打。

不过我也有一点委屈，因为我实在算不上一个懒汉。这些年来，昼夜相处的现实，寸步不离的现实，总是以某种迫在眉睫的方式，诱惑着我，冲撞着我，挤对着我，并且蛮横地把我拽开，而我所钟情的短篇小说和中篇小说，则楚楚可怜地躲在寂寞的角落里，无助地看着我渐行渐远。这紧张的旅途，仿佛促狭的舞台，规定我演练着蹩脚的节目，和自己的内心唱着对台戏。我当然知道，时间，那六亲不认的看客，正在纷纷退场。

张大春教授在《小说稗类》中说：“小说是一个词在时间中的奇遇。”在我这儿，终归还有这么几个词——云，路线，夏天，房子，风雪，和我的12年相逢。我大概已经误解了教授的话，因为一个词并不能在一个人的时间里盘桓，就像一个人并不能在另一个人的时间里生存一样。我的这几个词，大概也算不上有什么奇遇，倒可以算作我自己漫长旅途中的一点意外。就是说，这些年来，我除了用坏了几盏灯，穿旧了几身衣裳，还与几个词有过这么一点外遇。但是，这闪闪烁烁的一面之词，既没有高深的提问，也没有精妙的解答，自然也就没有什么力量来纾解我与现实的尴尬关系。

我自己也想知道，为什么是这几个词，而不是灯、衣裳什么的。我想，对一个作家来说，每一个词，都应该是想象力的证词，同时也应该是时间的证词。我总算明白了，一个作家，只有不断打发一个又一个词上路，那些不消停的词才会去支配属于它们自己的时间，在一番奇遇之后，带着那些溜走了的时间，回家。

　　（《小麦色的夏天》收入《云之上》《队长和会计的路线》《小麦色的夏天》《遥远的房子》《风雪行》等5篇中短篇小说，2006年5月由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

消散而又聚拢的魂魄

———夜读杨秋良长篇纪实散文《魄散三溪口》

　　在燠闷的夏夜，如果有人带你走出灯火灼人的城市，走向30年前遥远的山野，你或许会在一次精神的散步中，让纯出自然的风吹掉因现实的种种积落在身上或心上的尘埃。杨秋良先生的长篇纪实散文《魄散三溪口》（伊犁出版社1998年12月出版发行），就以打开书本的方式向你张开了一个山口，从那个夹在书页里也夹在大山褶皱里的名叫三溪口的小山村里，吹来阵阵虽显苦涩但不乏鲜洁的清风。

我在灯下沉入这本书与杨秋良作不见面的夜谈时，恍若被他引领着遁入遥远的山村，顿觉夏热退去，周身爽洁。我与杨秋良相识多年，过去知道他当过知青、赤脚医生和教师，知道他秉笔著文则是近两年的事。他是一个随和而热忱的人，如今虽贵为一方父母官，却不见他身上有半点官气，依然可以视之为一个医生或教师，一个可以倾心交谈的好朋友。这样的一个人拿起笔来，自然不会有花拳绣腿，不会有矫揉造作，他的散见于报刊的一篇篇散文，如《“而立”始圆大学梦》，如《卅载圆梦谒黄陵》，就文如其人地质朴平实，却也不乏梦的意境，与其说是“圆梦”，不如说是“拾梦”。是的，杨秋良是一个拾梦人，在他的倾力之作《魄散三溪口》里，他像一个捡拾树叶的农人，把一缕缕消散了的青春的魂魄一一聚拢，诚如他的女儿杨晓在代父为序中所说，“把亲身的经历真真实实地记录下来，作为对历史、对社会、对自己过去岁月一个深刻的反思和负责的交待。”

《魄散三溪口》洋洋十万言，讲述的是作者自己当年的一段刻骨铭心的知青生活。“知青文学”在新时期滥觞以来，二十多年间一直是文坛历久不衰的热点，《我的遥远的清平湾》、《桑树坪纪事》等一系列脍炙人口的小说佳作为文学画廊增添了新的亮色，但以纪实散文的形式原汤原汁地端出自己对知青生活切身体验的的作品则为数不多。杨秋良插队六年，其生活积累比仅在农村生活过一两年的“知青作家”史铁生、朱晓平恐怕要厚实一些，他不步人后尘，作出了裸露自己且解剖自己的郑重选择，直奔“寻找精神家园”的严肃主题。杨秋良不是田园诗人，他的这部被绵长的记忆浸润着的纪实散文与那些凭空想象出来的所谓“纪实”也有着本质的区别，既不华彩亮丽，也没有一条贯穿始终的情节线，而以世象更迭中个人的命运遭际为主要内容，把那个特殊岁月里知青生活的诸多矛盾放射状地投影于三溪口这个逼仄的小舞台上，追索过去岁月的愿望和真诚的自省意识在不作旁骛的创作状态下完成了较为宽广的涵盖。

对于杨秋良同一代人而言，“上山下乡”乃是他们人生意识最初觉醒时一个无法回避的现实。杨秋良在对他自称“说不清、道不明、剪不断、理还乱，难解难分的‘知青情结’”作世纪末的回眸时，切割和组接了从“选队”到“峰回路转出山门”的30个生活场景。在这些相对独立又互相勾连的篇章里，既有薅锣鼓草、养猪、砍柴等劳动生活的写照，又有参加文艺宣传队、迎亲、串队、相亲、半夜打狗等闲情野趣的穿插，并有队长、五保户杨婆、巧妙与“革命左派”斗智斗勇的青年农民、在“结婚闪电战”中成为新闻人物的女知青等栩栩如生的人物点缀其间，形成了一条迭宕多姿的艺术画廊。在《珍贵的盐票》一章里，他讲述了一个颇具黑色幽默意味的故事：在食盐奇缺、吃盐靠配额供应的寡淡日子里，一个知青回城探亲，在印刷厂工作的姐姐拿了一大叠厂里的废纸为他包东西，回到队上打开来一看，蓦然发现那“废纸”竟是印刷厂印制的他们所在公社的盐票，一共有好几百斤，大家像是“叫化子突然在路上拣了一堆金子”，“个个喜笑颜开”。盐票本是“盖章有效”的，奏巧的是大概供销社负责人认为此票无人能仿而盖章太麻烦，于是，“有了这些盐票，我们不但宽松地度过了那个缺盐吃的年代，还把多出的部分送给了几个关系好的社员，从中也享受了‘德施于人’带来的友谊和快乐。”杨秋良就这样从逝去的岁月中抓起了一把盐，让那些并未完全愈合的伤口在新的阵痛中提醒人们不要忘记抑或背叛过去，在咂摸生活的真正滋味时重新调整已被锦食佳肴修改了的味觉；而《“光脚板”生涯》则是一幅亦庄亦谐的自画像。为了谋得大队赤脚医生这一个“为乡下人极为看重”的职位，他必须韬光养晦，循序渐进地从生产队卫生员干起，然后瞅准征兵之后医疗站缺员这个空子，“十分荣幸地当上了一名脱产的大队医疗站医生”。他当学徒的第一天就贸然处方看病，不久又翻开书本对照着第一次给病人作手术，甚至使用当时连一般县级医院都尚未普及的从书本上照搬过来的新的医疗技术，成功地救治了一名患中毒性菌痢却被大雨围困在山上昏迷了两天的七岁女童。他在荒僻的山村成了人人敬重的“先生”，成了知青典型，却因为出身不好一而再、再而三地在招工、升学路上受阻遭厄；在《招工开始了》、《空喜欢了一场》等篇什里，他对当时孜孜以求跳出农村而不得如愿的苦闷与焦灼并不遮掩，让人清晰地看到了他的生活历程和心灵轨迹，感受到了他在逆境中顽强地与命运抗争的勇气和力量。他没有沉湎于悲怨的怀旧之中，舔舐个人的伤痕，咀嚼一己的悲欢，而把读者引向了苍凉后土，去审视特定时空里的芸芸众生，让人在嘬饮带有泥沙的村泉时有所憬悟。对知青运动作一种深入的个人化的反省与思考无疑是杨秋良写作这本书最根本的潜在动机之一，作品内在的批判锋芒指向了物质和精神生活双重匮乏的社会根源，也指向了狂热的极左思潮对正常人性的扭曲和挤压。与他磨合了六年的小山村无疑已经成为他精神的故园，那一段魂牵梦绕的生活无疑已成为他人生最宝贵的财富。再过几个六年也难化解的死结，拴系在他生命的根须上；再过几个六年也难消散的魂魄，弥漫在他命运的航道里……

　　回眸往事，反思既往，千丝万缕，不一而足。作为一部像山溪一般不拘一格脱跳流淌的文学作品，《魄散三溪口》没有聚焦点，由散点透视而形成了一种灵活多变的“板块结构”，看似漫不经心，但章节之间并不疏离而松乱，读者在错落有致的散点之间穿行，随着作者的视角和思考不断嬗变掘进，移步换形，目不暇接。但无论怎样变换，笔调却始终是平易、沉稳、周致而张弛有度、不嫌繁冗的，文白夹杂的文学语言犹如杂花生树，在冲和平等的交流中具有一种鲜活感与亲和力。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这部显示出鲜明的“原创性”特色的作品一定不会被湮没，不仅会在作者的同时代人中引起强烈的共鸣，就是在如我等的后来者中，也同样会因一次精神的沐浴而获得一种人格的参照。

                                    1999．7．8．于成都

我的树上的月亮

　　我坐在二楼的窗前，窗帘斜挂一边。如果有月亮的话，我就能看见窗下园子里的枇杷、棕树、枸树、黄桷树和皂荚树，满眼闪闪烁烁的碎亮。现在，在我家和别人家的一点灯光里，树只是暗淡的影子。

车声穿过高楼隐隐传来，像城市轻微的鼾声。

大街一侧的这个逼仄居所，让我动心的便是后窗下面这个小小的园子，因为窗外有树，一直是我关于居住的一份梦想。我把电脑桌置放屋角，坐椅置放窗下，这样，我写作的时候，高高矮矮的树便相伴在我的左侧。搬来不久的一天夜里，我突然看见了圆圆的月亮，在窗外那一片小小的天空中，在高大的枸树和皂荚树之间。这些年我换过几个住处，却一直无缘拥有一扇可以观风景的窗，没想到树和月亮如今都到窗里来了。月亮被防护铁栏切割了，这没有关系，让滑动的坐椅稍稍调整一下视角，完整的月亮便复原在某一方几何图形里，就像装进了画框。枸树在月色里也兴奋起来，巴掌大的叶子在微风里一晃就把月亮遮了大半，这也没有关系，眨眼间那叶子就翻开了月亮，像一个硕大的果实。

这是成都的月亮，条条框框枝枝叶叶的月亮。我家前窗对面的街上有一组霓虹灯广告，雪亮的光芒夜夜不灭，后窗的月亮却难得一见，大多数夜晚，我只能在窗下一瞥因城市灯火时明时暗的天光。这依然没有关系，毕竟已经有了一份期盼了。老实说，就是夜夜大月亮，我也不一定有夜夜赏月的雅兴，何况月亮是那样的局促，不一会儿就磕磕绊绊地爬到楼顶上面，看不见了。

很多从乡下走出来的人说，最好的月亮，还是老家上面的那一个。这已经成为大家怀念故乡的一种理由，想必有什么诗意的哲理在里面，我孩提时代的经验或许可以提供一个注脚。小时候，不知有多少个夏夜，我都在老家宽大的院坝中间搭一张养蚕的簸箕，四仰八叉睡在里面望夜空。院坝边上有一棵粗壮而高大的核桃树，树冠撑开的伞差不多罩得住一个院子，但遮不住月亮。大月亮上来的时候，核桃树就小了，夜鸟一样的叶子发出羽毛一样轻柔的声音。在一碧如洗的天空里，圆月亮看上去比圆簸箕小多了，却让我感到了自己的渺小，像一只蚕。天上飘来了一朵云，月亮便一点一点移动，簸箕仿佛也跟着移动开了，最后连簸箕下面的院坝也旋转起来，月亮钻进云里的时候，我大睁着眼睛却不知道自己悬在哪里。月亮钻出来了，好像被薄薄的云擦拭了一遍，比先前更晃眼了，我一闭上眼睛，就像从某一个高处降了下来，立即感到隔着簸箕的石板热乎乎的，原来我睡在踏实的地上，带苦味儿的香气不是月亮而是核桃树散发出来的。我明白过来，核桃树在月亮下面，我在核桃树下面。

长大以后我去过很多地方，包括以种核桃闻名的村子，都没见过老家屋前那么大的核桃树。那棵核桃树早已被我的堂兄砍掉了，因为它结的核桃一年比一年少，还生虫子。现在我回到老家去，簸箕也已变小了，只睡得下我大半个身子，曲着的腿被凸起的边沿硌得很不舒服，这就让我怀疑起来，记忆中的核桃树是不是真有那么高大。每次回老家都来去匆匆，总遇着黑黢黢的夜晚，月亮仿佛已经被核桃树和簸箕颠覆了——我说的是高挂在记忆里的圆月，弯月忽略不计。

中秋节又要到了，我期盼成都和老家都有一个大月亮的夜晚。月光里的树木无论贵贱都一样美丽，就是窗外这些微贱的树，到时候也会连叶片上的虫子都闪闪发亮。趁着没有月亮，我已经把记忆中的核桃树移栽到了窗下的园子里，过去我认为这个袖珍园子容不下它，现在我不这样看了。窗帘就不必放下了，说不定在弹性的大床上一觉醒来，一弯新月已挂在窗外的核桃树上，清醒了说是挂在枇杷、棕树、枸树、黄桷树和皂荚树上，床前洒满了枝枝杈杈的月色，那么半夜的心境，已经和中秋一样了。

我的另一个乡村

　　说到关于乡土的写作，好像总离不开“乡村经验”。就是说，我们已经从乡村撤出，那些乡村生活，已经退到了身后，像昨天的夕阳一样悬在记忆的天幕上。不是么，今天，在我们面前，高楼林立，浮华遍地。

一般的说法是，乡土作家是靠“乡村经验”支撑的，而“乡村经验”的获得，有直接的也有间接的。生在乡下长在乡下，当过放牛娃，种过地，如今在乡村之外，用可以随意挥舞的别样的牛鞭或锄头，抽打乡村，挖掘乡村，那招式自然是娴熟而底气十足的。不是土生土长的乡下人，但下过半年乡，或者到乡村作过一两次访问，或者有一两个乡下亲戚，描摹乡村图画时心里同样一点不虚。与一直在乡村的黑夜里摸爬滚打的经历相比，城市霓虹灯下的那些“乡村经验”往往更像那么回事。没在乡村生活过，就不能写乡村，就像没杀过猪就不能吃猪肉一样荒唐。乡下人写乡村，城里人写城市，文学世界里好像没有这一类门当户对的传统。

我开始学着写小说的时候，虽然在乡下教书，但在概念上已经离开了乡村。我出生在一个偏僻的山村里，并在那里生活了16年，捡柴，割草，放牛，读完小学和初中，然后被排斥在高中大门之外，回乡种地。在深藏峡谷的一个果园里，我望着簸箕大的一块天，开始做文学梦。我是在那果园里得知自己被一所师范学校录取的。我教书的时候，那果园离我任教的学校两公里。放晚学后，我站在居住的歪歪斜斜的小木楼上，炊烟四起，远山渐渐模糊，山腰的一面白墙，顽固地不愿在黄昏过早隐去。我周围的乡村，总是以这种暮色四合的方式将我围困。就是在白天，我的目光也会被那远山上的白墙拦截，我当然看不见乡村之外，世界究竟是什么样子。我想或许文学这一条小路，可以让我走到山外。我有一点性急，一出脚就想让果园什么的与我至少拉开两百公里。我写的第一篇小说是一个所谓的爱情故事，一个漂亮的女演员，深夜里不明不白昏倒在山涧，幸被一个过路的男青年救起。要紧的是，两个主角的身份都是非乡村的，男主人公是我一样的青年教师。我没有与女演员谈恋爱的经验，这个英雄救美的故事因而没有写完，那女演员被我抛在了半路上，至今下落不明。

　　事实上，门不当户不对，是那女演员把我抛在了半路上。我有了一点教训，开始正视自己的乡下人身份，也就是说，正视自己的“乡村经验”。我这才注意到，我那一双炫耀的皮鞋，底下沾满了乡村的泥。我一步一步走回记忆的乡村，并在现实的乡村驻足。乡村的美丽与丑陋，乡村的欢乐与苦难，乡村的丰饶与贫瘠，在池塘、庄稼地和那些并未刷白的土墙上一一呈现。在夜里，在一个教师必须的备课、批改作业等工作完成之后，我不再孤身一人冒冒失失闯什么山涧，而是像一个小偷，就近潜入乡村，无声无息地开始了我的收割。我发现，我在青春季节里所收获的，并不是那个伴我长大的乡村里的东西。乡下的夜晚是黑暗的，我的乡村借着夜色开始了重新的布置，某一条土路铺上了石板，池塘和山包换了位，五大三粗的悍妇一转身便如花似玉，张家媳妇不知为什么在李家灶前忙碌。在这个我熟悉而又陌生的乡村里，我的七大姑八大姨好像已经迁出，因此我越来越大胆。我胡乱栽种树木，我随意挖掘地窖。我让死了的人活着，我让活着的人死去。我放过的一头黄牛，没来得及摇一摇头就变成了水牛。我把果园从峡谷里拽了出来，丢在平坝里。

在这个乡村里，我好像已经生活了160年。这个乡村不像福克纳笔下的约克纳帕塔法县，有一个固定的名字。乡村里的那些人物，名字和面影也都有些可疑，好像是那个16年的乡村里的，又好像不是。这些人物走进了我的一篇篇小说，可能在他们眼里，这个乡村远比一个县大多了。事实上，这是一个没有边界的乡村，光是池塘，想要什么样的就有什么样的，有的专用来谈情说爱，有的专用来淹死那些不想活下去的人。还有的池塘成了神话，一个让人怜惜的女子，跳下去后并不沉底……

我终于感受到了乡村神奇的力量：乡村生长庄稼，也生长另一个乡村。

后来我进了城，那一面遥远的白墙仿佛记忆里的一张露天银幕，我不知道那上面正放着什么样的乡村旧片。世界在我的眼前打开，并且上升，像宽阔的街道，像高楼大厦。城市四周山峦起伏，但我难得有闲心停下来向远处望一望，在我的心里，每一座山都在变小。我的那些似是而非的乡亲，有的也跟着我进了城，做工、探亲或是打官司，而我用笔画了两条铁轨直端端铺进了他们身后的乡村，火车从村头呼啸而过。

　　再后来，我调到成都工作。这座平原上的都市，在城里是看不见山的，当我留意到这一点，心里还是若有所失。有一天，我在车水马龙的大街上行走，眼前好像突然出现了一座山，一座已经变小的山。这天夜里，这座小山时隐时现，山上有一个人，不知为什么突然倒地，一睡不醒。这座小山，就是《草房山》。这个人，就是李安乐。

在我创作长篇小说《草房山》的一年多时间里，过去放大的乡村变小了，小得只剩下一座红瓦房一座青瓦房，外加一座石桥一条古驿道两口池塘。当然还有一座山，但那山也小得连两个人的秘密都不大藏得住。我不再像一个小偷，而是这个村里的某一个人，独自一人在这座小山上躺卧、孤坐、站立、走动和寻觅，当然更多的是做梦，梦醒之后是悲伤。几百个日日夜夜，草房山凭着它久经风雨的“乡村经验”，一直在叨叨不休地对我诉说，我仔细挑捡那些树、草和石头说过的每一句话，然后自己说话。现在，有人对我说，我说的话和说话的方式具有某种颠覆、超越甚至背叛，但我想说的是，我不如一个石头会说话，更没有李安乐们会说话，我常常在心里说：“啊呀，他们说得多么的好！”

我是一个乡下人，从乡村来到城市，如果身边没有一座山，我的内心似乎是不安稳的。现在，有了这样一座小山，我的内心却更加不安稳了，因为这座被遗忘在上世纪睡眠中的不起眼的小山，在梦呓，在哭泣，在叫喊。我知道，那一场呼呼燃烧的山火，并没有把不幸和苦难都烧了个干净。我潜入这座小山的下面，挖开了一座坟，坟里没有神话和传奇，也没有那一把不明不白就消失了的铜壶，只不过有一缕头发和几丝潮气。我拿着挖掘工具，这工具被人提醒有一点另类，我就像拿着一件凶器，不知道该把它丢在什么地方。这时候，我才突然意识到自己这些年来的大胆和冒失，我想我对乡村物事的随意调遣和冒犯，应该有所禁忌。让我放下心来的是，李安乐也冒冒失失地挖开过一座坟，但正是从他打开的另一孔世界里，他看清了存在的本相，同时也看清了现实的本相。

美国女作家苏珊•桑塔格认为，“现实还未到来”。她说：“我看到在我们前面还有一片很大的空间，一条遥远的地平线。这就是真实的世界吗？”我想，桑塔格是对的，她说出了作家和现实的关系。现实尚且如此，我想历史也不过如此。现实既然还未到来，那么，历史也并未过去。我们需要问的是，那就是真实的历史吗？

　　还有，那就是真实的乡村吗？

　　我们或许需要强调生长庄稼的乡村才是真实的，但乡村生长梦幻，梦幻改变乡村，这也是真实的。李安乐选择了另类的睡眠方式，一般不会醒过来了，但我们如果需要他作证，我想他会从地下一跃而起。李安乐或许会说，他做的每一个梦，都比一棵树一株玉米更真实。我想说的是，真实的乡村，在“乡村经验”里，也在“乡村经验”之外。或许，“乡村经验”之外的乡村，乡村生长出来的另一个乡村，才是最真实的。

我这样说，想必对乡村又是一种冒犯，乡村或许会因此堵上我归去的道路。最近两年，我总是做同一个梦，总是梦见我还在学校里教书，一学期快结束了，而我给学生的课还没上到一半，我非常着急。我从没有梦见过我生活过的那个乡村，我现在经常回去，也并没有发现有什么农活我做了一半撂在那里。那么，这个一再重复的梦要告诉我什么呢？是不是说，我已经修改了我的乡村，背叛了我的乡村，就是在梦里，我也不能再真正回到那里去了？

旧茶与新茶

 

　　我觉得应该把陈茶叫旧茶。酒是越陈越醇，但茶与酒不同，是越新越香。陈酒与陈茶，好比新衣与新画，弄不好会让人一刀切，一不小心就混淆了。

似乎还没有旧酒的叫法，那么叫旧茶，以示区别。

我18岁开始喝茶，喝了好几年，还不知道茶应该是新的好。

那时我刚走上工作岗位，在家乡教书，应该是有一点身份了，白开水怎么行。老教师有茶杯，因此我也有了茶杯。茶叶是从乡场上的小卖部买的，像干猪草的零碎，像叶子烟的渣。如今回想起来，那些零碎的渣多半是隔年的旧茶，要不怎么一想一口苦。

顾不上什么新茶旧茶，分不清什么绿茶红茶，白开水里似乎已化开了新生活的颜色，这就够了。我的家乡不产茶叶，在我的记忆里，那时的乡镇上根本就没有像样的茶叶出售，正如当时在乡镇上买不到一本新书。在逼仄而零乱的店铺里，在盐、肥皂和锅碗瓢盆拥拥挤挤的暗角，有一个大肚的玻璃瓶子，露着敞口，能伸进一只手去。茶叶就是从那瓶子里抓出来的，是什么成色，你根本就看不清。不管那来历不明的茶叶是存放了两年，还是存放了三年，你都无需过问，只管煞有介事地把劣质加变质，一口一口地喝下去。

那时候喝茶，似乎就是为了讨一口苦。

后来进城了，终于见到了好茶，西湖龙井，竹叶青，大红袍，原来茶叶并非一味的黑。经高人指点，也终于知道了茶是新的好。新鲜猪肉可以制成腊肉，茶叶却不是这回事。

忽然地就有了一个朋友，拎来了一盒新茶，我却把它存入酒柜，一直舍不得喝，稀里糊涂给旧掉了。这又有了经验，要喝新茶，你得抓紧，比如新婚之夜，是不宜在怜惜中等下去的。

又有了一盒茶叶，来路不甚明了，盒子是新的，茶叶却是旧的，就不便再拿婚姻来打比方了。这也怪不得人，茶和酒都是好礼品，酒可以是几年前的，茶一样可以是几年前的。茶叶是新的好，说的是喝茶，与送礼无关。

　　你可以把茶叶扔掉，把盒子留下来做个纪念，或者买来新茶填进去送给另外的朋友，尽管它可能在朋友那里变成旧茶，却因此保鲜了友情。

我几乎是在喝茶的同时染上了烟酒，如今我把烟和酒戒了，茶成了最爱。早上起来七件事，茶茶茶茶茶茶茶。茶越喝越好，生活真是天天都在进步。过去那一口苦，在愈来愈浓的清香里化掉了。友情是清香的，但话说回来，合自己口味的茶还是在茶叶店里。非买的茶可没个准，就像人家送来“惠存”的书，不一定每一本都值得看，一般说来，好书在书店里，得自己去挑。茶叶可不能“惠存”，一存就旧了。

前不久去了江南，在茅盾的故乡乌镇喝了一壶新茶。那是一家古老而别致的茶楼，要不是运河里的机动船在窗下闹得厉害，真是坐下来就不想走了。门口一个老人，一口锅，一筐新摘的绿鲜鲜的茶叶，热炒热卖。不是最好的茶，但那一份新，差不多让身上的旧衣裳也变成了新的。我本来是要买一点那茶叶的，但同行的人已经在头一天上了当，在某一个旅游景点喝了新茶，然后指着那茶叶买回去，竟然是旧的，闻都闻不得。旅途的折旧速度让人错愕，害得我连一个面目慈善的老人也不敢信，兀自让人家把黑锅背到了身上。

一个电影演员说，如果看了一部烂影片，心里烦得慌，接着又看了一部影片，心情立即好起来了，后者便是好影片。

　　今后要是不慎喝了一口旧茶，我就赶紧想一想乌镇那一壶新茶。

广　元　女　孩

　　嘉陵江从陕西地界夺路而下，穿过山涧，绕过丘陵，在重庆汇入长江。清亮的江水养育清亮的女孩，在依江照水的一长串城市中，阆中和南充就因出美女而闻名。

广元是嘉陵江入川后浸润的第一座城市，这里的女孩更是千娇百媚，芳名远播。1300年前，广元（那时称利州）的江潭孕育出一个名叫媚娘的女孩，后来她穿峡越岭进入长安，“蛾眉不肯让人”，“狐媚偏能惑主”，成为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她就是武则天。今天的广元人以武则天为骄傲，为了纪念她，将每年的9月1日确定为“女儿节”。这一天，成千上万个现代媚娘汇入河湾，划船入旧梦，撩水对新歌，以美女如云的绚烂吸引了越来越多关注的目光。

广元紧邻陕西，属南风北俗交汇之地，因此，广元女孩既有南方姑娘的婉顺，又有北方姑娘的爽利，静则闲花一点露，动则高峡一缕风。广元的风是很有名的，吹得水也皱了，山也皴了，但广元女孩仿佛养在密不透风的温室里，皮肤细嫩，体态婀娜，看不出粗粝的风在她们身上留下了什么痕迹。她们倒是一个个跟着风跑的，跟服饰风，跟时尚风，就连很另类的名词术语，从上海、成都这样的城市到达她们那里，速度也不知要比宝成线上的火车快多少倍。她们说话不像其他地方的川妹子那么噪，而是柔柔地上扬或下滑，只是尾音稍显急促些，仿佛那恶名远扬的风将迎面灌来，需要立即打住似的。广元人过去把“水”念做“匪”，“树”念做“父”，有人便编了这样一个段子：“喊你念夫（书），你却要伐匪（耍水），伐匪就伐匪嘛，你又要爬父（树）……”我在广元生活了9年，却没有听到过有谁这样发音，刨根去问，说是只有广元城外山里的少数人还这么念。我所接触的广元女孩倒有好几位操一口纯正的普通话，原以为她们是来自北方的三线建设者的后代，不料都是本土女孩，便想，或许过去广元城里的人和山里的人发音并无两样，只是现代文明的劲风从“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剑门关刮进来后，广元城里的土气最先随风而逝。其实，要是广元女孩都说过去的土话，一定会让人开心不已，以书为夫，认树作父，这是倾心知识、亲近自然的美事。但视水为匪就说不过去了，水孕育了媚娘，水是广元女孩的母亲，她们自然不会舌头一卷就亵渎了神圣。

在近几年的“女儿节”上，广元河面上射出一种名叫“凤舟”的船，高昂起骄傲的凤头，挥桨的都是清一色的女孩。不划龙舟划凤舟，只有女皇故里才会有这样举世无双的创意，只有广元女孩才会有这种笑傲天下的荣耀。一方水土养一方人，钟灵毓秀的广元，人杰地灵的广元，今天所生所养的女孩一派媚娘遗风，她们不仅媚，而且强。

桂　香　洗　尘

 

　　出广元城30里，有一个名叫砖灰的村庄。不用说，这里从前有一些张着大嘴的砖瓦窑，吐着火，吐着黑烟，吐出一堆一堆的灰渣，也吐出了这个呛人的地名。可以想象，那夜里燃烧的砖瓦窑热腾腾的，甚至有一些红火。

　　但同样可以想象，到了白天，就是没有风，那灰渣也会像浓烟一样到处乱窜，让人不敢大口出气。雨总是要下起来的，那灰渣，那砖瓦的夸张的排泄物，这时候会和着雨水流淌，一个村庄的地图，任由蛇一样的污水胡乱勾勒出来……

一个村庄的记忆可能是油房染房，一个村庄的记忆也可能是贞洁牌坊。砖灰村里的砖瓦窑渐渐消失了，在记忆里留下来的，不是红砖青瓦，而是废渣。

砖灰村，终于对自己灰头土脸的名字难为情了，大笔一挥，改名元坝，村继而变成了县级区。现代建筑拔地而起，一笔一笔修改着烟尘弥漫的记忆。一条清浅的小河，悄无声息地冲刷着岁月的残渣，把俏姑娘一般的山色揽入怀中。一座小城，在山水之间露出了清秀的面影。

人是不应该忘本的，元坝人没有忘记砖灰，就像穿上皮鞋的人不忘过去穿过的草鞋。他们成了另一种烧窑人，不断地往新生活里加一把火。砖灰早已随风而逝，或者就填埋在脚下的某一个地方，在他们面前，五颜六色的砖正拱着一座城市节节上升。在他们手里，一个村庄的地图翻了个面，任由大街和高楼填写城市的答卷……

　　任何一座城市的答卷，都不是仅仅靠大街和高楼就能完成的。换句话说，任何一座有个性的城市，都得靠极具特色的文化去塑造。元坝人悉心经营着这座小城，在每一个细节注入地方风情，让每一处景致都闪动诗意。元坝的决策者极富洞见,他们深谙区情，善察民意，决意让一座新兴城市超凡脱俗，就是在几十里外也能闻到她的体香。

他们想到了桂树，他们闻到了桂花的芳香。

桂树已在元坝的山野里生长了千百年，大概不比其他地方的桂树早，也不比月亮里的桂树晚。种植桂树是元坝人的传统，桂花一直在前面引路，从古走到今。如今，桂树要进元坝城了，不是标志性的一棵两棵，而是要遍街种植，满城开花，就是一只小鸟在这里飞累了，也要让它停歇在桂枝上。

桂树，被确立为元坝的区树。

桂花，被确立为元坝的区花。

让元坝成为桂城，这个念头应该萌动于某一个月朗星稀之夜。为了构建一座灵性的城市，元坝的决策者夜不能寐。月色撩人，想着元坝境内的昭化古城、桔柏古渡和牛头雄关，从古至今都和明月连在一起，恍然间有一缕幽香袭来。桂香明月，明月桂香。元坝区已经建成全国生态示范县（区），稻麦、水果和蔬菜的香气浸润着山山水水，如果在其间汇入桂花的馨香，必然会有更加醉人的芬芳流播远方。有了这样美妙的创意，一个人应该在假想的桂香里先醉了。

如今，假想变成了现实，元坝的大街小巷，桂树婆娑，桂香馥郁。统领上万株桂树的，是一株三百岁的桂树王。大大小小的桂树，仿佛陡然增长的人口，却给小城平添了几分宁静。桂香是千古不变的，但每一个人，都能在一样的桂香里，对一样的好日子有不一样的品咂。

桂香点点滴滴，洗涤着记忆里的尘埃。桂树摇晃着花枝，要为元坝迎宾了。元坝区将每年的农历八月初八确立为桂花。八月八，到元坝，赏桂花。元坝，广元的后花园，又将用桂香为每一位客人拂去身上的尘埃。徜徉在桂花城里，呼吸着沁人心脾的香甜，如果有人提起砖灰，自然是一件煞风景的事情。是的，砖灰，就让它永世不得翻身。一个烟尘呛人的村庄已经成为往事，一座桂香醉人的城市正在成为传奇。有了这个比较，我们就不必忌讳一座城市的根部有几堆砖灰了，如果没有某一段岁月的灰烬，我们也就感受不到这巨大的变迁。

　　石头不能开花，但砖头能开花，至少砖灰之上能开花。

有的花，就是为了廓清尘埃而盛开的。

2006年，马平留影于蓬溪

见耶？仰耶？

　　子贡曰：“君子之过也，如日月之食焉：过也，人皆见之；更也，人皆仰之。”

这是《论语》中的一段话。

我年少时读到这一段，觉得这个比方有点突兀，有点高高在上，还不如说君子的过失，好比脸上的污迹。

稍长，亲眼目睹了日食月食，再读《论语》，这段文字落到了实处。是的，太阳和月亮也会出错，而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错误发生了大家都看得见，错误改正了大家也都看得见。

如今我已逾不惑之年，面对这个世界却是惑之又惑，不得不常常向《论语》求教。这段文字当然还在那儿，从没停止对错误发出善意的告诫。但是，太阳和月亮无论以怎样的状态出现，地上的人不都是抬头望着吗？为什么一个是“见”，一个是“仰”？

这两个词好像一直互相遮蔽着，突然间在我眼前打开了日月一般的亮度。这两个词，这说话的智慧，明晃晃照着我的愚钝，照着我脸上的污迹。

这不仅仅是措词的智慧。这也是道德，词语自身的道德。一个有道德的词，其感情倾向一般是不遮不掩的，它服从于智慧的规定，忠实于岗位的配置，见贤思齐，俯仰无愧。

我在少不更事时冒失地和先贤打了个照面。现在，先贤高高在上，须仰视才见。

漫步，也是攀登

——序曹熙沛先生诗集《漫步嘉陵》

　　乡贤曹熙沛先生，我早闻其大名。他在家乡苍溪县历任乡（镇）党委书记、县财政局长、县地税局长、县政协副主席，尤以善理财政为乡里所称誉，几可谓山花绊脚地，雪梨碰头处，无人不知曹公。想当然耳，曹公熙沛算盘清脆，图表鲜明，胸中除了数字，便是钞票。殊不知，他翻手为财政，覆手为文艺，亦书亦画，亦诗词亦楹联，恰如大把大把攥在手里的数字，突然间被某一道血脉所鼓动，扑棱棱生长了诗意的翅膀，一绺一绺放飞而出，夕照腾空，光芒眩目，实在令人讶异。

我与曹熙沛先生至今未得一面之缘，没料到他辗转寄来一卷即将出版的诗稿，嘱我为其作序。蒙此抬爱，焉敢怠慢，然而身为后学，岂敢造次。忐忑良久，终觉却之不恭，心想写一份学习心得，大概是可以的。

诗为旧体，计392首。盘点这一卷诗的数目，是我学习的第一道题目。我的统计学当然不敢与曹熙沛先生相比，我连数两遍，生怕漏掉一二，辜负了先生的好收成。再盘点写作日期，原来这是2000年至2005年间的作品。我还是有一点算术底子的，算一算，近5年来，先生几乎每隔4日便有一首诗作问世，这样的成绩，与梨乡那些辛勤的果农相比，恐怕也毫不逊色。

我习作二十余年，务小说、散文，几乎不写诗，对旧体诗词却十分偏爱，不敢说已窥其堂奥，但作为一个读者，大概勉强算得上合格。我的老师周承瞻先生旧学底子厚实，他在课堂上讲到平仄时曾声色俱厉，那印象是平仄一乱，山崩地陷。有周承瞻先生传授给我的这点知识壮胆，我对今人所作的旧体诗词向来是警惕而挑剔的，一旦遇到“五绝”、“七律”、“沁园春”、“满江红”一类，我总要拿老师交给的那把尺子量一量。在今天，这实在是一件让人尴尬的事。有的旧体诗作者，自称幼承庭训，却不谙平仄，甚至不知对仗，信手拽来五字句或七字句，便以“律”、“绝”冠之，招摇过市。我曾跟这样一个作者较真，他颇不以为然，听他那意思，好像让李太白苏东坡上电视，戴一项牛仔帽也没什么不可以的。而曹熙沛先生是让人放心的，他的这些诗，没有一首戴上律诗绝句的帽子，尽管有一些篇什，算在律诗绝句之列也还中规中矩。他显然并不想拉旗扯盖唬人，他大概也并不想超越古人所树立的标杆。他的这一颗敬畏之心，这一份谦虚，反倒让我油然而生敬意。

他有一首诗，题为《岁月》：

十八窗前明月光，

四十春秋为民忙。

耳顺心闲寻墨趣，

诗书画影乐夕阳。

精骨遗风藏活力，

老性存灵尚光芒。

不将岁月付流水，

艺苑芳菲安吉祥。

事实上，他所有的诗，都有岁月的影子。这一卷诗稿，其实是一部诗的日记，是一个对生活满怀热忱的人的心灵实录。为人民服务40年，如今诗书怡情，笔墨舒心，大事小事皆有诗情，俗景胜景皆有画意。道路修通了，久旱逢雨了，风筝飞上天了，燕子归来了，群英会召开了，画展揭幕了，红军儿女回故乡了，又读一本好书了，又到一个旅游景点了，新的一年到来了，甚至天亮了，都会触动他的情思。这绝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自娱自乐，这是一个老年人的行走，迈出的却是年轻人的步伐。他为这一卷诗稿取名为《漫步嘉陵》，我们看到了一个一点也不见苍老的身影，他在漫步，但他的内心像嘉陵江一样在奔腾。

暮年休憩苍山游，

浪迹江湖一沙鸥。

日久天长闲云览，

事大如天醉心休。

街边敲残深巷月，

城头摇落故园秋。

席下老眼无高处，

台上攀登百丈楼。

曹熙沛先生的这一首诗，题为《攀登》。是的，我们还看到了一个攀登的身影，他的心其实永远在高处！

                            　　　　　　　　　　　　　　　　　　      2005年12月28日夜于成都